文坛新星杜阳林和他的长篇小说惊蛰

日前，根据四川省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南充市籍作家杜阳林被选举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

杜阳林，四川南部人，正高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成都女报总编辑；作品刊于《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美文》《海燕》《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期刊；著有《惊蛰》《步步为营》《长风破浪渡沧海》等小说和散文集。

四川南部的青年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今年7月底上市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四次加印，可见这部作品在读者中的美誉度和喜爱度。不仅如此，众多重量级作家、文学评论家也都不吝赞美之词。在阿来看来，杜阳林从川北贫瘠的乡村而来，曾在川内新闻媒体任职，不管他后来持何种身份，他的内在有一点始终未曾改变的，那就是对于文学的执着和热爱。李敬泽也表示，杜阳林凭借直觉写出了一部有力量的作品，写出了那一代人，同时也有非常独特的带有强烈地方性的经验。孟繁华认为，《惊蛰》是一个时代环境的象征和隐喻，作者对这个时代怀有情感、希望和巨大的冲动，跃然纸上，一览无余。

10月17日，作为天府书展系列活动之一，“时代变革中少年的生命突围——长篇小说《惊蛰》分享与签售会”在成都大益茶超级体验馆春熙路店隆重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评论家徐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协会主席李明泉，作者杜阳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就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惊蛰》展开了精彩的对谈。

小说《惊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四川北部南部县的观龙村。主人公凌云青四岁时，父亲突然病逝，留下兄妹五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年幼的凌云青不得不过早地直面生活的残酷，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但凌云青遇到了许多帮助他和家人度过这一段痛苦生活的好心人，包括周爷、韩老师、细妹子……正是这些细微但坚定的支持，让这个沉稳的少年能够在苦难的生活中，对未来抱有希望和追求。周爷教会了他”不坠青云之志“，他始终有读书求学的渴望和对远方的向往。经历十年苦难的磨炼，凌云青终于从乡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惊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而其作者杜阳林在小说的写作上出手不凡，小说出版一个多月加印四次，在目前文学作品市场不是那么景气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奇迹，他的诀窍在哪？徐可认为，首先是小说《惊蛰》对苦难的书写特别深刻，但又没有指明描写苦难。“很多人都知道苦难的写作是传统，像《平凡的世界》也是书写苦难的，这本书是比《平凡的世界》，比《活着》更真实、更励志，所以我说他对苦难的书写非常深刻。小说里凌云青和他的家人所承受的贫穷、困苦、饥饿，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好多都有同样的记忆，都挨饿受苦过，也不光是他们一家人如此，而是周围人都如此，但他们这种苦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苦难的程度和受到周围邻居的凌辱霸凌。尽管主人公受到如此沉重的遭遇，他却没有低头屈服，而是顽强成长，就像一颗小苗在石头缝里一点点成长成才。所以我说他对苦难的描写非常深刻，但又没有指明说苦难，而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徐可说道：“《惊蛰》对人性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又给予了我们希望。很多作家特别是出生比较贫苦的，成为作家之后往往都喜欢写故乡题材，当大家回望故乡时都是充满感情的，这毫无异议，我们写故乡也是如此。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粉饰了故乡，美化了故乡，诗意了故乡。还有就是小说前后非常成熟，非常完善，故事是一个线性结构，单线条的。书分为上中下三个阶段，写得很节制。”此外，“杜阳林在思考人在面对苦难时，在想被苦难击倒，还是去战胜。这是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在李明泉看来，《惊蛰》是当代中国文学很重要的收录之一，特别是成长小说。“这本书贡献了几个人，凌云青少年身上闪烁着很多让我们敬佩学习的精神，特别是他的自觉精神。小说写出一个人的成长史，把它放世界历史上，写的是人成长教育的关系，但阳林写的就是4岁到14岁，一个少年的生活，渴望走出远山，渴望读书，写出了一个人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形象。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参考。一个人的成长中没有父亲、没有父爱，的确有很多缺失，里面的周爷爷的形象太厉害了，如果没有这位老爷爷，凌云青的成长可能又会不一样，是他少年崇拜的，得到庇护的，像大山一样的父爱的形象，这个形象的背后很有意思，老爷爷把城里的信息传递到小村庄里，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父亲的形象，又是时代变迁、时代变革、时代思想的一种表达，没有这个形象就没有广度和高度、深度，这个形象非常有历史。把凌云青的个人经历和这个时代、和他的父辈、同辈以及小伙伴完全捆绑在一起，捆绑式的描述方式，小说给我们的力量特别巨大，单靠一个人的形象不够，是要靠众多的群像来突出凌云青，突出凌云青的母亲。”

李明泉还表示：“《惊蛰》和当代文学类似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有很多启示，给我感觉最大的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是怎么把乡土的文化风情，方言俚语和他所描写的世界、故事以及结构和节奏有效结合起来，叙述的节奏感非常明确。他的内在结构和结构既是有时间的流失，空间是局限的，时间节奏非常有历史。乡土文学包括成长主题的作品，很多小说喜欢写爱情，写主题比较猛的题材，但他写的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这个人成长中的故事很多，人物很丰富，这方面可以研究乡土题材、乡土文学、乡土工作的内在关联。总之我觉得小说是作家杜阳林对生活，对当代文学成长主题小说重要的收获。”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如此评价：川北大地上的这种苦难与突围，是《惊蛰》的主色调，作者有一种雄心，想以小喻大，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小的国族，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代人的命运，凌云青、观龙村身上所寄寓的，正是关于一代人、一个民族的思考。杜阳林太熟悉这段历史了，《惊蛰》里有他很多个人记忆，他的写作如同半自传，感情投入很多，这也使得他面对这些记忆时难以彻底的平静和超然。

写作《惊蛰》的杜阳林有太多想说的话了，他对时代的记忆和体验，那些切肤之痛，是他终生无法忘怀的，他必须记录下来，他害怕遗忘。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人不能一直沉浸在对苦难的回忆和控诉之中，必须获得超拔的力量，实现对苦难的理性审视，人才能往前走，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救赎。

苦难在杜阳林这里，没有积攒成仇恨和绝望，而是变成了宽恕和爱。加缪说：“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确实，一个作家，描述那些黑暗和绝望的图景，和他试图要讲述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苦难做根基的希望不可能打动人。

所以，重要的不是作家是否写了不幸、失败、苦难和绝望，而是看他如何对待这些，只有对生命有无限同情和眷恋的人，才会真正领悟到不幸、失败、苦难和绝望的价值。正如《惊蛰》中年轻人争相从观龙村出走，奔向城市，而知识分子周凤藻、上官云萼夫妇却反而选择回到观龙村定居，通过他们的选择，说明乡土的价值正在被重新体认。

当凌云青们远离故土日久，经过城市文明的磨砺之后，他们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望乡土？《惊蛰》之后，杜阳林也许在思考这些，或者说，很多的中国乡村都在面对这些。在庞大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走向正在成为当下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文学当然也要试着去回答这些新的议题。

作为一位出版人，曹元勇坦言，其实自己也是一位读者。当拿到《惊蛰》定稿后，“我认真读了一遍，我读了一遍先给阳林打了电话，没想到作品如此深厚，打了电话之后我从办公室出去，眼里含着泪，我走到出版社附近的街上，看了这本书我突然想到我家里的姐姐和母亲，我要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已经有点耳聋了，我有4个姐姐1个哥哥，我突然想到我的姐姐们，在那个年代我们一起经历过艰苦农村，欲哭无泪的生活，我给我几个姐姐打了电话，我好久没给我的亲人打电话了，我突然想起当年的经历。这本书里有很多细节的描写，都引起了我对上世纪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经历和回忆。”

曹元勇表示，能够出版《惊蛰》这样一部优秀的现实主题题材作品，既是幸运也是必然，最看中的是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力量和潜力。这本书写乡村少年的成长故事，和当今的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活也许会有一些距离。一方面，它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能够引起深刻的共鸣；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面对苦难、超越苦难的力量，也正是当下的社会所需要的。在“我个人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惊蛰》首先是生动地唤醒了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我给很多同事和同龄人推荐，同时也特别推荐给孩子们看。希望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你今天过的是多舒适的生活，你们的祖辈和父母辈都经历过艰苦的岁月，要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曹元勇还提到，当代中国文学里有很多写时代变革中的个人境遇，很多都是在诉苦，而杜阳林在《惊蛰》中还写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的问题。“一个人改变不了的是出生，能改变的只是对命运的态度。”故事的后半段写到凌云青独自在外流浪了29天才回到家中，让凌云青的人格完成了一次自我升华，这一段令他非常感动。“他看到的有好有坏，人情冷暖，他领悟到至少在这个社会中是值得活下去的，对自己、对人生产生了顿悟。”

来源

南充文广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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