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聋人英才的自传90分贝的人生
1分贝是人耳刚刚能听到的声音，15分贝以下属于"死寂"，20-40分贝是耳边细语，40-60分贝是正常的交谈声音，大于60分贝以上则属于噪音。90分贝是什么概念？
（每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让自己振作起来。）
嗯，想象一下，拖拉机的声音是分贝，大炮发射、飞机起飞的声音是分贝。
我不知道我拿到这张评残鉴定表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听力损失会超过90分贝，这属于一级听力残疾，最高级别。即使十年前的评定也是一级，可那时候是人工测试，我一直心怀侥幸之心，觉得结果也许是不准确的。可这次，是仪器脑干测试，电脑曲线是骗不了人的。现实重重地砸了我一拳。
这十年，拿着一级听力残疾证的我又是怎么样过来的呢？不，应该说，是听力残疾的30年，我是怎么样过来的？
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残疾，“残疾”这两个字，对普通人来说是洪水猛兽，而“残疾人”这三个字，更是避之不及。这十年，我一直也在问自己：“我是残疾人吗？”于内心，我是抗拒的，否认的，拒绝的。我这个样子怎么会是残疾人？可是，在与人交流的时候，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差距就出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
我不知道何时开始听不清、听不见，也许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只是自己不知道，或者说家人即使发现了也没有重视过，唯一一个听到的解释就是：小时候发烧不退，打了过量的庆大霉素引起耳神经中毒所致。据说，在八十年代，产生了一大批像我这样因注射了过量庆大霉素等类似药物而导致耳聋的同龄人。而我对“耳聋”一早的认识，则来自于我的父亲。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父亲似乎有点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来自于他的听力和交流方面。据说是在年轻时，因重感冒引起中耳炎，导致耳膜穿孔，听力就变得不好了。
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看多了父亲因为听力不好而受尽的冷眼和粗暴对待，而父亲默默忍受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印下深深的烙印。我一直有个信念，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一定要保护我的父亲，不再让别人因为听力问题再如此欺负他。而这个从小播下的种子，在以后也促成我加入残疾人信息无障碍工作。
大二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听力真的有问题。一百多人的大课室，老师不板书，只是坐着拿着个小小的耳麦话筒讲授。那一刻我傻眼了，我完全不知道老师说什么，讲到哪里了。我不时地去看旁边的同学书翻到哪一页，看她笔记本写什么，厚着脸皮请求下课后借笔记给我抄，还要问同学下一节课做什么，有什么安排。
久而久之，同学对我越来越有意见，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上课干什么去了，笔记是很私人的东西，怎么可以老借给你。可是我真的无法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那以后，我对上课没有了兴趣，很大部份的课程都是靠自学。
后来的我才知道，中学时候我就有耳背的现象，只是我自己不自知。回想起来，初一开始，我就听力不好了，很多话我听不清楚，甚至听不见，导致很多误会。同学说我高冷，那是因为他们叫我时我听不见，尤其从背后呼唤我。而从小的听力障碍带给我的挫折感和挫败感，一路磨砺着我，使我跌倒了又爬起来，屡败屡战，再败再战，百折不挠。
初中时代，我父母跟老师打过招呼，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坐在前排，听力障碍不明显，而那时候中学老师的黑板板书都很详细，我基本上就是靠看老师的板书和讲课时的口型（无师自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靠看口型的，不是靠听），连猜带蒙，完成了初中学业。但是到了高中，就没那么好运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英语听力不过关，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听不见完完整整的音标发音，有些发音我听不见。怪不得我一直觉得英语的发音怎么那么怪，因为自己听得不完整，所以觉得发音都一样了。而靠无师自通的看口型，我交流上基本一路畅通无阻，直到佩戴了助听器。
21世纪初的助听器，都是模拟电路板的助听器为主，通道少且都是简单地放大音量为主，所以噪音特别大，很多人都受不了。我最初的助听器，是一个丹麦品牌的耳内式定制助听器。
一开始，我真的不愿意承认自己听力真的有问题，要佩戴助听器，觉得那是很丢脸的事情。都是偷偷摸摸地戴上，用头发遮掩起来。最初的时候，这是会让你痛苦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妙龄女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听力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一辈子的缺陷，要面对这样的人生挫折和转变，心理上不是一个容易跨过去的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听力障碍，也一直不会主动透露。我甚至幻想，也许以后会好起来呢，这只是暂时的。
大学毕业要就业的时候，因为自知听力有问题，我没有到对口的专业就业，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做面对人的银行柜台工作，我选择了离开银行业。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听力问题，凭着良好的表现和坦诚，最后进入一家港资灯光音响工程公司做文员，那是年底。
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后来会从事残疾人事业，那是完全不同的界别。为什么还能做那么多年，任劳任怨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报酬还能坚持下去，图什么？那都是因为一份信念，一个理想。
进入公司以后，虽然我有听力障碍，可是不妨碍我的认真工作。开会怕听不清楚，我就专门往经理旁边坐，听到什么就写什么，会后再找其他人借笔记本核对，起草会议记录以后再给经理过目修改后再定稿发放。座机听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请同事帮忙接听，基本上靠邮件和QQ联系工作。
凭着文书的能力和对组织管理的天赋，自学磨炼出来的超强逻辑归纳总结能力，我建立起了公司的ISO流程体系与维护，建立起了公司的档案管理制度，后来还负责人力资源的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模块，当起了后勤管家婆。5年时间里，我从项目部文员做起，做到行政主管、ISO管理者代表，兼任工程部助理、经理助理。
但是由于听力障碍原因，我一直不愿意开口说广州话，也不多参与员工的集体拓展活动，这也导致了一些隔阂。年底，因为一些原因，当时的另外一个经理以听力障碍为由，质疑我入职时没有说明，劝我离开。
这种无端端地对我人品的质疑和人身攻击，对我是极大的冲击和打击。听到那一句话从我一直像爷爷般尊敬的人嘴里说出来，我顿时红眼睛了，冲进厕所里崩溃痛哭起来。原来我是被歧视的，原来他们是这样看我的。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也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那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在他们眼中，我不是正常人（健全人），这个社会是多麽不能容纳听力不好的人，听力不好的人在这个社会是多麽不容易生存。这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重重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整个人跌进了低谷。
而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情绪上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刺激到我差点小产，打了一个月保胎针才保住胎儿。而为了保胎，我选择放弃诉讼，放弃工作，逼着自己没心没肺，不去想这些伤身伤神伤心的事情，留在家里养胎，做了全职妈妈两年。
而在那一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听力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差，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医院进行了听力检测，结果拿了个听力残疾证。
看着这个残疾证，我是拒绝的，从小我就当自己是正常人，也一直生活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我怎么会是残疾人？一开始我就写过，一般人，谁能接受自己突然变成了残疾人？
年，生下孩子以后，我的听力直线下降，不戴助听器完全听不见。听不见的焦虑，加上新手妈妈带孩子的焦虑，使我性情大变，或许有点产后抑郁了。而带孩子，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是有听力障碍的新手妈妈。
生下孩子的第一年里，我睡不安宁。因为怕听不见孩子的哭声，我晚上不敢摘下助听器，也不敢睡觉，就一直蜷缩在孩子身边，盯着他小小的脸容，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稍微有点异动，我就马上弹跳起来看看摸摸。因为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还时不时用手指去试探他还有没有呼吸，深怕他有什么事……实在顶不住了我才打一个盹，但很快又会惊醒过来。这样的日夜折磨，一直折磨我到孩子上小学，我才敢把助听器拿下来睡觉。
不被人理解是孤独的，产后两年，我一个朋友甚至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初中的时候，就是出色的班干部，是个女强人，号称‘武则天’，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做家庭主妇了？太浪费了，你本来可以做女强人的。”那一刻，我望着车窗外，不言不语。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我到底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上一个工作带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不能释怀的。你可以说我工作做得不好，但是说因为听力不好的原因要炒掉我，那是不能忍受的，不能释怀的，这是赤裸裸的歧视。我不能接受。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孙总——孙辉民，他给我介绍了广东省信息无障碍促进会，描绘了残疾人信息无障碍沟通的蓝图，邀请我加入作为创会干事。那一刻我被那个宏伟的蓝图打动了，也很激动，觉得遇到知音了。
这不就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和梦想吗？这不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手段和技术，才会让我和父亲这种有听力障碍的人一直活在被人诟病的社会环境里；正是因为缺乏对听力残疾的认识，这个社会才会一直对听力残疾人士避而远之，甚至误解。而打造一个听力障碍人士的信息无障碍沟通社会，不就是我从小心里一直想做的事情吗？而孙总的解说，不就是我心里一直模糊不清却又一直想做到的事情和事业吗？
惊喜万分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加入了信息无障碍创建这个团队，跟着他进驻了省残联信息中心，开启了创建信息无障碍时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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