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户籍33810例新生儿听力筛查联合
中华耳科学杂志,年16卷2期
东莞户籍例新生儿听力筛查联合
耳聋基因检测与分析
巫静帆李小霞谭淑娟付有晴
杨茜朱鹏远马秋林周光纪刘彦慧
先天性听力障碍是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中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听力及言语残疾人高达万，7岁以下聋儿约80万，且以年均3万的速度增长[1]，加上迟发性和药物性耳聋，每年将新增6-8万耳聋患者[2]。导致听力障碍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及两者共同作用三大类，遗传性耳聋包含最常见的3个基因，分别为GJB2、SLC26A4、线粒体12SrRNA，但不同地区突变热点存在差异。突变位点的差异对制定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采用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技术对东莞户籍新生儿耳聋基因进行了检测，并对部分样本联合听力筛查进行了检测与分析，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年1月至年2月期间，在东莞地区40家医院出生的新生儿，这些新生儿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东莞户籍。
1.2听力筛查方法
新生儿于出生2-3天后采用耳声发射法(otoacousticemission,OAE)进行初次听力筛查，初筛不通过者在出生后29-42天进行复筛，复筛采用OAE与自动判别听性脑干诱发电位法(autoauditorybrainstemresponse,AABR)结合检测。复筛未通过者，于3月龄进行听力诊断。
1.3耳聋基因检测方法
新生儿出生1-3天内采集足跟血2-5滴，血斑直径8mm，制成干血片。参照干血斑基因组DNA提取标准操作规程提取基因组DNA，应用晶芯?九项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微阵列芯片法）对4个耳聋基因的9个位点进行检测，包括GJB2（c.delC，c._delAT，c._del16，c.35delG）、SLC26A4（IVS7-2AG，c.AG）、线粒体12SrRNA（m.AG，m.CT）和GJB3（c.CT）。仪器为PCR扩增仪（博日TC-96/G/H(b)）、晶芯?SlideWasherTM芯片洗干仪、HybSet基因微阵列芯片杂交盒、晶芯?LuxScanTM10K/B微阵列芯片扫描仪。试剂与仪器均由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1.4统计学处理
建立EXCEL数据库，采用SPSS15.0进行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新生儿听力筛查结果
在进行了耳聋基因与听力筛查联合分析的例新生儿中，初筛未通过例，初筛阳性率7.15%。初筛未通过者在29-42天时接受复筛，复筛未通过例，复筛阳性率1.65%。听力筛查未通过者中有63例进行了听力诊断，最终确诊13例耳聋患者，分别为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2例，左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右耳中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1例，右耳极重度耳聋1例，左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1例，双耳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4例，右耳中度耳聋1例，双耳轻中度耳聋1例，双耳轻度听力损失1例，左耳听反应域轻度异常1例。
2.2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结果
共完成例新生儿检测，检出耳聋基因突变新生儿例，其中GJB2c.delC纯合突变3例，双杂合突变13例，详见表1。另发现线粒体基因突变72例，包括线粒体DNA均质突变49例，异质突变23例。
以等位基因计算，共发现突变等位基因个，突变携带率约为3.39%（/），其中GJB2突变携带率约为1.96%（/），SLC26A4突变携带率约为1.08%（/），线粒体12SrRNA突变携带率约为0.22%（74/），GJB3突变携带率约为0.14%（46/），详见表2。在进行检测的9个位点中，排在前五位的突变位点依次是c.delC、IVS7-2AG、c._delAT、m.AG、及c.AG。
2.3新生儿听力与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结果
例新生儿听力与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结果显示，基因筛查通过的例新生儿中，听力筛查通过例，未通过率1.38%，基因筛查未通过的例新生儿中，听力筛查通过例，未通过率6.89%，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P0.01)。
例基因筛查未通过新生儿中有GJB2基因突变例，包括c.delC杂合突变例、c._delAT杂合突变17例、c._del杂合突变2例、c.delC纯合突变3例，其中纯合突变有3例没有通过听力筛查，杂合突变有15例没有通过听力筛查，未通过率11.11%；SLC26A4基因突变有59例，其中IVS7-2AG杂合突变52例，c.AG杂合突变7例，有1例未通过听力筛查，未通过率1.69%；m.AG突变有40例，其中均质突变28例，异质突变12例，全部通过听力筛查；GJB3基因的c.CT杂合突变有31例，全部通过听力筛查。13例双杂合突变中有2例c.delC\IVS7-2AG未通过听力筛查，未通过率15.38%。听力筛查未通过者中有63例进行了听力诊断，最终确诊13例耳聋患者，其中有4例基因未通过，分别为c.delC纯合突变3例和c.delC\IVS7-2AG双杂合突变1例，其余9例均未发现检测范围内的基因突变。
3讨论
导致听力障碍的因素较为复杂，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或者两者共同作用，其中遗传因素约占50%~60%[3]，而由此导致的新生儿听力障碍目前无理想治疗措施，但可控可防，即通过对携带耳聋基因突变的新生儿进行预防指导，可避免或推迟耳聋的发生，但耳聋基因及突变谱存在地域和种族差异[4-5]，因此，基因检测对降低耳聋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究共完成东莞户籍新生儿检测例，检出携带者例，约占总数的3.34%，4个基因9个突变热点共检出个，突变率约为3.39%，该数据低于文献报道的4.17%~5.15%[6-8，10-11]。
表2显示，4个基因突变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GJB2、SLC26A4、线粒体12SrRNA和GJB3，基因突变位点频率前5位依次为c.delC、IVS7-2AG、c._delAT、m.AG及c.AG，与文献相似[7,9,10]。但具有特点，其中共检出GJB2基因突变者例（58.28%），该基因的携带率约为1.96%，其中c.delC约占突变数的86.84%，高于文献报道[9,12]，而c._delAT和c._del16突变率显著低于文献报道[6-8]，提示东莞地区户籍人群以c.delC为突变热点。SLC26A4是仅次于GJB2的感音神经性耳聋遗传基因，是迟发性耳聋发生的重要基因，本次检出例突变携带者，占总突变人群的32.24%，突变携带率约为1.08%，低于文献报道的1.50%~2.07%[6,7,10]。GJB3基因突变共检出46例，占总突变人群的4.07%，突变携带率约为0.14%，低于文献报道的0.%~0.32%[6-7]。东莞户籍新生儿耳聋基因突变的这些独特性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首先是地域性，东莞地处珠江口东岸，是岭南文化发源地，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是我国移民第二多城市，仅次于深圳，总人口万左右，但户籍人口仅占约20%，本研究为尽可能保证遗传背景的一致性，选择夫妻双方或一方为东莞户籍的新生儿作为检测对象，但并非均为土著居民，遗传背景并不完全一致。其次，本次为大规模样本研究，而文献报道均为小样本研究。最后，本次仅对导致耳聋的4个基因9个位点进行检测，而与听力相关基因突变位点高达余个，因此，作者无法排除本地区是否存在其他基因突变的可能性。
另外，从表1中作者发现，耳聋基因也具有遗传异质性。表1中7例GJB2基因的c.delC和SLC26A4基因的IVS7-2A＞G双重杂合突变，在未通过听力筛查的2例中，仅有1例诊断为左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右耳中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并佩戴了助听器，而另1例却无听力障碍临床症状，此例虽然未通过首次听力筛查，但经6个月后的随访证实对声音反应良好，其他5例均通过听力筛查。其可能的原因是：1.致聋的患儿携带有其它位点突变；2.受环境影响致聋[8,13-16]。
本研究显示，例进行联合筛查的新生儿中有例未通过基因检测，听力筛查未通过21例，漏检例，大部分基因携带者、药物性耳聋患儿均通过了听力筛查，但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外界环境影响可导致听力损伤甚至终生耳聋，比如线粒体DNA12SrRNA突变为母系遗传，其子代均为突变基因携带者，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可导致不可逆转的听力残疾[17-19]，又如GJB3基因突变可引起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性非综合征耳聋，与高频听力下降有关[20,21]，且有GJB2/GJB3双杂合突变致病的模式[22]，故需定期进行听力监测。进行基因检测不仅可以明确病因，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对高危人群进行用药指导、行为指导以及婚育指导，可见耳聋基因筛查是早期发现迟发性耳聋和药物性耳聋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基因筛查无法发现由耳部结构畸形、分泌性中耳炎等非遗传因素导致的耳聋，同时由于检测位点的局限性，也会造成部分患者的漏诊，本文中有未通过听力筛查的新生儿例，其中仅21例携带致病突变，而确诊的13例患者有9例未检测出基因突变；可见两种方法具有互补性。
耳聋基因筛查是早期发现新生儿听力障碍的重要辅助检测方法，本次研究基本明确了东莞地区遗传性耳聋的突变分布情况。另外，听力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具有很好的互补性，通过联合筛查能够从分子水平发现有可能存在听力损伤的新生儿，对药物性耳聋高危患儿的终生用药提供指导，减少迟发性耳聋高危新生儿的发病率和降低患儿的听力损失严重程度，并能及时对患儿听力状况作出评估，有助于降低耳聋出生缺陷率；对遗传性耳聋高危患儿进行定期听力检查，为早期发现、预测耳聋的发生及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了有利的参考，对降低耳聋发病率有重要意义[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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