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不敢购物,有病不敢看病有原因他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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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他拖了两年没看病

周五下午，医院一楼大厅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叫范思佐。

范思佐神情紧张焦急，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双手不停地大幅度舞动着。

“他是第一次来看病。”边海桢认真地看着范思佐的每一个手势，同步翻译着，“一年多以前感觉腰部这里痛，现在转移到这里了。”

边海桢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经常来助聋门诊帮聋人看病。范思佐是他这天接待的第一名患者。

边海桢帮范思佐看病

医务人员根据边海桢的描述，将范思佐分诊到泌尿科。在边海桢和一名义工的陪同下，范思佐来到了诊室。边海桢先把范思佐的病情描述翻译给医生，然后把医生的询问内容用手语翻译给范思佐。这样一问一答好几个回合，花费的时间几乎是普通患者的一倍。

“先去做一个B超，要多喝水，憋尿。要憋尿啊，这样才能诊断清楚。”一个基本的常识，边海桢打着手势向范思佐反复强调了好几遍。

范思佐两年前就感到身体不适，但一直拖着没去看病，直到他听说了助聋门诊。他通过边海桢的翻译向我们倾诉：“以前在外面看病，找哪个科室检查都找不到，通过写字也有很多东西没法沟通。这里有义工老师带我们去，很方便，心里感到很安慰。”

看病难，是聋人面临的普遍问题。看病涉及到很多专业用语和细微感受，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这也给手语翻译增加了难度。

“比如说疼痛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边海桢一边介绍一边比划着，“神经痛就是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的痛。刺激痛就是像针刺一样痛。还有一种是麻痛，像雷电一样，麻痛。痛的类型不一样，病情可能有很大差别。”

每次助聋门诊，都配备手语翻译3名，可聋人患者往往会有好几十名。整个下午，边海桢甚至没时间停下来喝口水。常常有好几名患者同时对他打着手语，让他应接不暇。

边海桢自己也出身于聋人家庭，父母都是聋人，只能靠手语和他们兄弟姐妹交流。这样的家庭环境，让边海桢从小就深知聋人的各种不易。

“你只要帮到他一点点，他会十分信任你。说夸张一点，他会依赖你。”边海桢说，“比如我帮聋人看病，他各种事情，家里的事情，朋友的事情，或者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会找你求助。”

医院的助聋门诊开始于年，它是全国第一个助聋门诊，由医院和上海市聋人协会共同举办。时间固定在每周五下午，5年来已经服务了人次。

医院社工部主任吴晓慧介绍，之所以会开设助聋门诊，和五年前的一次义诊有关。“那次的聋人义诊，偌大的一个门诊大厅，只看到两百多人在里面，没有声音，只是手指在舞动。”吴晓慧说，“那一刹那我们医护人员是很震撼的，我们感到这群人看病是很辛苦的。医院领导决定用我们的方式，为他们做些什么。”

服务员不耐烦了，我很尴尬

早晨，热闹喧嚣的菜市场，叫卖声此起彼伏。徐金妹也夹杂在买菜的人群中，衣着入时，打扮干净整洁。可她面对的，却是一个静音的世界。

称好重量之后，摊主报了价格。徐金妹专注地盯着摊主说话的口型，试图从中读出他在说什么，可看了半天，仍是一脸茫然。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摊主灵机一动，拿出笔和纸，把菜价写在上面，这才让徐金妹明白。

徐金妹是一名聋哑人，从出生那天起，她的世界就被按上了静音键。买菜购物之类的事，通过手势还可以勉强沟通。但遇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徐金妹往往束手无策。前些时，她和一名听力正常的同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他们尝试着用纸和笔对话，试图把问题讲清楚。可最后双方还是无法相互理解，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徐金妹很苦恼，她向好朋友边海芳求助了。边海芳是边海桢的妹妹，也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

“我和他们双方沟通之后，发现矛盾原来是误会。”边海芳说，“经过我翻译之后，他们马上就握手了，没问题了。之前为什么有问题？还是缺少一个沟通。”

对于徐金妹的苦恼，出身聋人家庭的边海芳很能理解。徐金妹平时有什么苦恼，都会向边海芳倾诉。

“她去买衣服，服务员拿错第一件还可以，拿错第二件还可以，拿错第三件服务员就会皱眉，说烦死了，她很尴尬，好像没有办法表达。”边海芳说，“最后她很沮丧地离开了柜台，没有买到她所想要买的衣服。”

徐金妹夫妇俩都是聋哑人，让他们感到最庆幸的是，儿子的听力和语言能力完全正常。但徐金妹的儿子会的手语很有限，只能和她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徐金妹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聋人自己的小圈子。现在她经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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