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最具预见性学者rdquo
半亩读书按：
这本书是中国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知识分子何新20多年前的对话、访谈集，但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许多观点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甚至有振聋发聩之感。
多年来，何新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这本书里，何新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进行反省和思索，讲述了自己叛逆的一生。叛逆潮流需要有大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深刻而独立的思考。何新说：“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何新著时事出版社
“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的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
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
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狷者有所不为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曾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
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
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我是什么“保守主义”？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
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
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
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
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民主”的真谛何在？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
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
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改革需要反思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近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
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王震约见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医院中的住所。
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
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
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
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
“权威真空国必动乱
”记者：这信您写了吗？
何新：写了。后来我把自己当时对形势及时政的一些全局性看法，写了出来，此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直接送报给邓小平。
当时正是南下视察谈话发表后，中共14大召开的前夜，内外形势诡谲变幻。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多。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的“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两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的所谓“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为历史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得。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昌隆。
西方，就是看明这一点，因此期待在今后3-5年内，中国将因权威真空而变乱。而瓦解。
这个问题为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问题。宜早图筹措，或可补救。否则惟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裂土分，生灵涂炭。（近日美、日，均已有人畅言无忌而设想瓜分中国为十数小国，亦有人畅言广东并入港台而独立。这后面是有战略部署的，并已在实施中。）
在这封信中，我还就当时的国内外政、经形势及对策，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的看法。
王震读此信后，让人转告我，“写得好”。我后来知道，邓小平阅读并转发了这封信。
“向邓小平呈送密札
”记者：请问您如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
何新：我当时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
这条通道是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并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年-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
但是，在这封信之后，直到邓小平去世，我没有再使用过这条通道。
记者：你讲的这些事过去鲜为人知。你这些信件的确可以称作“密札”了。但是，你认为你的意见会被邓小平听取吗？
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
“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
”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
时间：年4月17日
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
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
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
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
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
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
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
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
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
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
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
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
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
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
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
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
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
王老：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现在的大学生中劳动不敢讲，劳动与教育结合，教授不敢讲。
何新：文科教材目前很糟糕，有两个极端。有一种内容虽然是正确，但脱离实际，人家不爱听。另一面的是内容不好，鼓吹西方化，但迷惑青年人。
现在社会中正在发生分化。动乱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干部的特权，其实特权问题在经济上被夸大了。现在的大问题是腐败。
王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最危险的是中东的祸水流到新疆，与新疆接壤的四个共和国，祸水西来。
我们不怕啃窝头，中国人要一条心。宁可讲得苦一点，其实会过得好一点。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
“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
根
”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
何新：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
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
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
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
记者：您是不是呢？
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
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作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笑）
记者：那么，您与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
何新：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
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还有一些人似乎想封杀我，可惜他们做不到。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您生活得快乐吗？
何新：非常快乐。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这一些年来的心境。
记者：您的大学学历一不是名校，二没有完成。您对此是否有点自卑？
何新：（笑）我一生不懂什么叫“自卑”。
人才不等于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中国的杰出人才中既有钱学森、李四光这样的洋博士，但也有毛泽东、袁隆平这种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毛泽东语）。在人才和选材问题上，我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这样的用人之道。没有他当时倡导的“破格用人”，我可能至今还是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农夫。
何新
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
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
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
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
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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