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听障者郭沫若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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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书法作品“强烈的努力”。出自日本棋圣藤泽秀行。

少年从狂梦和高热中醒来时，只见整个房间在落日余晖里染成了红色。原本嘈杂的家，那些响动听起来像远处高楼上的歌声一样渺茫。他慢慢支起身子，试图坐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力，腰也有些痛。他咳嗽了一下，这声音居然闷闷的，心里暗道：“不好！”

十六岁的嘉定中学堂学生郭开贞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大半听力。

郭沫若（—），本名郭开贞，旧字尚武，号鼎堂，笔名有沫若、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政务院副总理。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著有《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无论他日后被如何称颂，成就如何令人瞩目，年秋天，少年郭开贞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我聋了。

一、肠伤寒

那一年的中秋后，他先是犯困，头痛，下痢，咳嗽，流鼻血，食欲消失，后来人也莫名抑郁了。坚持了一周，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从学校所在的嘉定府城（今四川乐山）赶回沙湾镇老家。支撑着进了家门，人就昏倒了。父亲郭朝沛懂一点中医，给儿子开了点温和的药吃。发现不见效，赶紧请了两位医生来开药。高热持续了三个礼拜，少年有时昏迷不醒，有时发狂谵语，高烧退下去以后，郭开贞总算能晃晃悠悠地起身了，发现自己不但听力下降，而且腰椎疼得夜里都要失眠。他长大后进日本九州大学读医学专业，回忆少年往事，认为这是得了肠伤寒，并发症是中耳炎和“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1]第二年的春天，郭开贞为了给大伯奔丧，从学校连夜回家，错过了路头，投宿在客店里。家里派人来找，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却能听清来人敲门大叫“沙湾场郭鸣兴堂的八老师”，并第一时间一跃而起，还能在回家路上远远地听到来接的人打着灯笼火把喊“找着了”。[2]仅仅半年，听力几乎恢复如常，这反应就很不符合我们对“聋了”的固有印象了。[1]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2]出处同上。图解：沙湾镇郭氏故居正门照片，匾额字为：贞寿之门。图片来源郭沫若纪念馆公开图片。现代听力学告诉我们，无论急性还是慢性中耳炎，都确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听力下降，但是仅仅半年之后，我们故事的主角的听力似乎并未受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细节就在另一个并发症“脊椎加里司”里，现有的郭氏年谱、相关论文，似乎都以为“加里司”是琐屑细节，并未翻译。Wirbelcaries，或者拼成Wirbelkaries，是个德语词，意为结核性脊髓炎。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相关医学知识考察，他的病情就很有意思了。郭沫若自传中提到两条线索：第一，他的五嫂住在嘉定城里，几乎在他得病同时，也得了高热急症，生了孩子后仅仅三个月就吐血死了，这是很典型的肺结核的表现。第二，他的亲属中，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九婶也是产后因结核病而死（当时特指这类结核病女性患者在产后死亡的病叫“产后痨”），不幸她的居室又被郭沫若的五嫂接着住了。很难说后者没有由此传染的可能。[1]所以，他在自传中说“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认识，而不像当时坊间的结核病科普读物一样简单归咎于病人自身的“病弱”、“不自爱”等，殊属难得。今天的读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结核病，可能体会不到，这个白色恶魔当年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是何等深重。图解：显微镜下的结核杆菌，形状细长略带弯曲二、结核病结核病旧称“痨病”，由结核杆菌感染人体所致，可在人的不同部位如颈淋巴、骨关节、肾脏等发病。在上世纪40年代链霉素为代表的对症药物问世之前，患者只能采用休息疗法等待自愈。结核病会导致营养不良和免疫力降低，也会带来各种致命的并发症和其他传染病。患者不但无法工作，而且生活难以自理。结核病也一度是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噩梦。首先它是依靠飞沫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没有固定的季节性、地域性。其次潜伏期能从两周到几十年，难以锁定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范围。最后，病愈了也不代表获得终身免疫。根据北平第一卫生试验区-年的统计，每十万人中就有人死于肺结核，肺结核位列死因榜榜首。[2]如果据此倒推感染者的数据，也是相当惊人的。三、令人迷惑的听力考虑到郭沫若的亲属中有结核病患者，结核病的发病部位又非常多见，他学医后也自诊为结核性脊髓炎，又没有表达耳痛流脓这类中耳炎典型症状，我们不能不怀疑，他的中耳炎并不是普通的急性中耳炎，而有可能是结核性中耳炎。它不能算罕见病，但有个特点，误诊率较高[3]。具体的临床表现类似于慢性中耳炎，结核杆菌循血液循环、咽鼓管路径、外耳进入三种途径感染中耳，有的病例可能最终出现中耳结构的骨质破坏，甚至病菌侵入内耳。阅读郭沫若的自传，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印象，就是他第一次发病后，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听力变差，也没有反复复发，他仍然能轻松地听课、交游，见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集会辩论，在五年后考上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了天津，又不愿意就读而跑去京城找大哥郭开文，冬夜读书时，他听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象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4]如果有听力显著下降，是很难听到这样细微的声响的。一直到他在日本就读冈山六高的医学预科，都没有表达过听力方面的困扰。可以认为，他在进入九州大学读书之前，原先的急性中耳炎基本自愈，最多是有轻度听力下降。但是病根是从此埋下了的。

[1]出处同上。

[2]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

[3]丁滨、陈晓红：《－年耳鼻咽喉疾病中国误诊大数据概要分析》，《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4]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四、耳鸣

年秋天，二十七岁的郭开贞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入读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1]。次年夏天，也就是大一的期末，医院——也是当地的一医院——治疗耳鸣。他在家信中描述这种耳鸣嗡嗡如蚊鸣，而且这时候他已经受累于此，“不能听远察微”了。[2]虽然九大本校学生去看病并不收费，但是医生水平不高，郭沫若连着去治了三天，也没有什么改观，就懒得再去了。[3]家信中这简单一笔，背后信息量很大。他之前就读的冈山六高是大学预科，班级制度类似我国高中，一个班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4]所以在冈山时，郭沫若同时在校修习德语、英语、拉丁语三门外语课，都应付得下来，也还能以中等略后的成绩毕业，[5]并申请到属于帝国大学序列[6]的九州大学的入学许可。图解：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时穿着学生制服的郭沫若图片来源：《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图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1]按今九州大学医学部名称几经变迁。年，在福冈设立京都帝国大学第二医科大学，即九州帝国大学前身。年，改名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是年郭沫若入学。年，改名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2]《第六十二函致父母》，见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3]出处同上。

[4]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以下引用同书，皆用此版，不再重复著录出处。

[5]据六高期间成绩簿，参见名和悦子《郭沫若在冈山》，日本《中国研究月报》年。

[6]帝国大学，简称“帝大”，明治维新后二战结束前，日本在其本土和殖民地中心城市建立的九所顶尖综合性科研型国立大学的统称。战后，大学官方名称中废除“帝国”字样，至今依然是所在国家、地区或日本地域内的最高学府。

五、我走错了赛道吗

九大的生活比起冈山六高时代，就煎熬得多了。

九大头两年的理论课，上课是大班制，一个班起码一百人，所有的讲义都靠老师口授和学生笔记[1]。郭沫若打小就争强好胜，[2]并不愿意在困难前低头，每次上课也都是在最前排拼命地做笔记。[3]然而在学业和家庭生活的双重重压之下，他在中学时代就有轻微下降的听力开始不敷使用，大一时出现的耳鸣，其实是身体对慢性疲劳发出的警讯，这种警讯往往也伴随着听力下降。

可惜这种意识，要到二十一世纪才会成为耳科医生们的共识，并宣传给普通人。年轻的郭开贞并没有意识到听力在悄然下滑。

他最恼火的还是听力成了学业精进的阻碍，[4]而且“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5]他把学业不顺误解成是选错了赛道，深悔不该学医。原先在国内就萌生滋长，在冈山时潜流暗涌的文学热血，在这种苦闷重压之下，一触而发。

因此，这年夏天，郭沫若一边忍受着嗡嗡的耳鸣，却在家信中安慰父母自己体检结果属于健康那一挂，一边痛苦地纠缠要不要继续学医，或是改读文科。

同时，早期的白话文新诗创作实践，又驱使他“不务正业”地开始翻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6]可以说，翻译《浮士德》的缘起，正是在他听力下降，出现耳鸣，不想读医学专业的状态下找到的一个情感寄托和突破口。

这种总是想逃离医学专业的烦躁，持续了郭沫若在九大就读的头两年，催生出《女神》等成名诗作。年9月，他的诗作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始用“沫若”署名，这也是他日后最常用的笔名了。

[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2]“她（按即郭沫若五嫂）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

[3]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重庆出版社年版。

[4]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5]出处同上。

[6]出处同上。

六、烦躁与逃离

大三的专业必修课从理论课转为临床课。[1]像内科学临床这种课，需要用听诊器来辨别比如支气管扩张时的声音、胸膜腔内含有液体时的声音、气体通过空洞时的空洞音、气流穿过液体时的水泡音等。[2]这些声音都是高频音，而听力下降的话，也常常是高频部分听力首先受损，实在很难单凭裸耳辨识出来这些细微响动。

郭沫若本来还是用勤奋战术来面对挑战的，他下课回家后，都还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断用听诊器在自己身上练习。但是，似乎这时候的听力已经不足以辨识高频音了，努力也不怎么见效。

妻子佐藤富子看到，勤奋练习的丈夫常常流露出痛苦的表情。[3]

而且，执教内科学临床课的小野寺直助教授，也因为自己在德国留学时遭遇了种族歧视，感同身受，对中国留学生十分照顾，尤其关照郭沫若，也亲自为他订正笔记，指点进行实习诊察。[4]

图解：帮助了郭沫若的九大医学部小野寺直助教授照片，主讲内科学图片来源：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图版，重庆出版社年版

按照九大制度，想要毕业，必须在大学四年里考完十八门必修课的十三门，只要任何一科不及格，就要留级，[5]存在无法毕业的风险，此前数年的寒窗苦读就会竹篮打水了。

图解：九大医学部内科课程授课场景。教授及教具（目测为大体老师）在教室正中心，周围环绕着阶梯式座位，第一排学生距离大体老师至少两排课桌。教授背后是黑板，教授右手侧站立者可能是助教，教授右后方为人体骨骼模型图片来源：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图版

郭沫若熬到了大三上学期结束，大一结束那年就爆发过一次的想读文科的心思又翻腾了起来，想利用帝大之间允许跨系转学的规定，转学到京都大学文学部。他转专业的想法被妻子所激烈反对。[6]

因为他们此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只能靠丈夫的官费留学补贴生活，自己又为了这段异国婚姻而与本家决裂，现在正是这个小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如果丈夫坚持读完学位，做了医生，将来的生活也算有了保障，而文学……文学这种东西，能当饭吃吗？

郭沫若后来回忆这段夫妇争执，描写心曲，今天的同受“隐形残障”之苦的读者们想来也会有共鸣吧：

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象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7]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8]

经过友人劝阻，[9]家中督促，[10]郭沫若还是忍住了，总算没有将转学付诸行动，只向学校申请因病休学三个月。[11]休学之始，郭沫若每天宅在家里读文学作品，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12]正好密友成仿吾的同乡提供了上海泰东书局的工作机会，他跟着成仿吾跑去上海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指望以文学出版作为不读医学之后的退路。[13]

出发时正值深夜，大雨倾盆，郭沫若冒雨穿过他在博多湾住处附近的十里松原去箱崎赶夜车。他的心情仿佛武士出阵，为吉凶莫测的前途而忐忑不安。[14]

[1]据武继平制作《郭沫若在校期间必修课程及课时表》，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重庆出版社年版。

[2]余前春编：《西方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版。

[3]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

[4]龚济民：《郭沫若与小野寺》，《郭沫若学刊》年。

[5]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

[6]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7]出处同上。

[8]出处同上。

[9]出处同上

[10]《第六十六函致父母》，见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11]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

[12]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

[13]出处同上。

[14]出处同上。

七、幸或不幸

不出所料，文学青年初次入世，就被社会好好教育了一番。在沪期间，诸事不谐，他认识到读完学位才是正道。[1]

只得在大四秋学期开学前怏怏返校，继续学业。年3月，郭沫若终于毕业拿到医学士学位了。[2]已有的回忆录和论文，大多简单地说他是因为听觉不灵，用不了听诊器，不得不放弃从医。

这些表达会给读者传递出两种信息：

第一种是，郭沫若在一点微小的困难前面就放弃了报酬丰厚的医生的职业道路，被命运和自己推送到文学家的道路上去了；

第二种是，他中学时代就“聋了”，凭着极大的天赋和努力才从九大医学部存活下来。

图解：年九大医学部毕业纪念合影，二排右二，即黄色方框内，为穿戴学生制服制帽的郭沫若图源：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图版

考察这段历史的种种细节，我们认为更合适的理解是，郭沫若少年时代的中耳炎并未完全痊愈，好在日常交流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在医学训练的巨大压力之下，听力逐渐下降，当时医学水平有限，并未得到有效干预。一旦进入需要精细听能，而且环境复杂的临床学习阶段，他的听力就显著不够用。

图解：年版听力损失分级，细分出20-35分贝的轻度听力损失，安静环境下谈话没有问题，噪音环境下可能听不清。图源：WHO年3月3日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TheWorldReportonHearing》）

就算郭沫若有语言天赋，也博闻强记，更愿意奋发用功，甚至还有部分教授施以援手，这些良好的条件，在生理障碍前通通败下阵来。这种“不够用”给郭沫若带来了烦闷，那时候的他，也只能解释成是自己不应该学医。

于是搞文学创作、建创造社、申请休学、去上海泰东书局实习这一系列操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郭沫若的自救方案。

郭沫若并不是出于什么文人的爱国情怀要放弃医学，他在九大遭遇的听力障碍也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级别的听力损失，在今天配一对助听器就可以的听力损失，都足以让一个有潜力的青年撞到现实的铁板上，不得不放弃从医，别趋新途。这到底是想搞医学的郭开贞的不幸呢，还是拥有郭沫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幸运？今天的读者恐怕会百味杂陈吧。

郭沫若还有没有作最后的从医努力呢？有的。按照当时的制度，医院实习才能获得执业资格。[3]毕业后，家里给他介医院，[4]但他意识到，医院就职，就势必要回去面对前一段包办婚姻以及棘手的连带的家族关系，[5]两相权衡取其轻，他只得坚辞不就了。[6]医生的职业道路，就真的关上了大门。

其实郭沫若也并不是“毕业即失业”，也有前辈和同行歆慕文名，介绍工作给他。比如，此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执教，准备开设东洋文学部，聘任郭沫若担任教职。我们理想主义的主人公谢绝了：

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7]

医院，也不想去大学教外语，郭沫若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挣扎笔耕，直到年他受聘任大夏大学讲师，讲授文学概论，全家生活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待续）

编辑按：

这一期的“历史上的听障者”，我们的推送主角是郭沫若先生。

在目前已有研究和媒体形象中，包括他本人的文章里，都不讳言他有听力障碍这一事实。据他的女儿回忆，郭先生甚至在年重庆社会大学结业演讲中，用这个事实来勉励学生好好学习。

那个时代，助听辅具只有放大一切声响的“盒子机”，耳科学还非常原始，远远没有我们今天的种种有利条件。一位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被听力损失所纠缠的人，是怎么走过选择专业、找到工作、找到人生的价值等等重要关卡的？这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读完全文，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强烈的努力。“强烈的努力”也正是日本棋圣藤泽秀行九段的临终绝笔。

我们无意劝说读者也仿效这种“强烈的努力”，更不是想简单地提倡“自强不息”。郭沫若天资聪颖，身为第二批中国留日学生，他的教育背景也相当规范，再加上他的性格和成长经历，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会不断地“折腾”去反抗自己面临的障碍。这种个体与环境的张力，以及背后的种种细节，才是让我们动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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